储安平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曾身兼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职，并执掌《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演讲，言辞中透露出……“近几年来，党群关系略显紧张”，“症结在于‘党天下’这一观念的误区”，由此使他成为中国知名的极右派人物。储安平一句惊人之语，跻身中国十大右派之列。
1909年，储安平在江苏宜兴诞生；翌年，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完成学业，随即加入国民党《中央日报》，担任副刊编辑一职；1936年，他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归国后，储安平先后担任《中央日报》的编辑、复旦大学的教授，以及《观察》杂志社的社长兼主编；1949年9月，他荣幸地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他先后担任了新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并荣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储安平的初次声名鹊起，源于他创办的《观察》周刊。该杂志自1946年9月1日起正式发行，因其勇敢地揭露国民党政权的黑暗与腐败，积极倡导“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理念，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及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和衷心喜爱。发行量自创刊之初的不足400份，跃升至1948年12月24日国民党当局查封前夕的逾十万份。储安平曾满怀自豪地宣称：
“本刊的运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铺就一条崭新的道路。”
自新中国成立的次月起，胡乔木与胡绳便向周恩来总理呈递信函，恳请其批准恢复《观察》杂志的出版（后更名为《新观察》），并力邀储安平重返主编之职。
号 召
1957年伊始，秉承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及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将原本由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重新归还于民主党派负责运营。
经《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的提名，并在各民主党派经过深入协商后，储安平同志于4月1日正式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此举亦得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宣传部的批准与认可。
储安平履新之际，凭借其在知识领域的崇高声望与广泛影响力，迅速集结了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及教授之力，使得《光明日报》焕发出勃勃生机，声誉鹊起，独树一帜。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邀请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座谈，恳请他们踊跃建言献策，协助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
为解除党外人士心中的疑虑，中国共产党特别声明，在向党组织提出意见时，应秉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储安平与端木露西结婚照
鸣 放
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特地邀请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共聚一堂，举办了一场座谈会。储安平先生不仅同时担任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的成员，更在新闻界与知识界享有盛誉，因而亦名列受邀嘉宾之列。在此次座谈会上，他更是发表了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精彩讲话。
储安平所提出的观点，犹如针尖对麦芒般尖锐，令在座嘉宾无不感到震惊。然而，他似乎意犹未尽，续而又言：
“我党以其严明的组织纪律著称，面对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否与党中央的领导层有关联？近期，大家对年轻干部小和尚提出了不少批评，然而对于资深干部老和尚却鲜有意见。在此，我想提出一个案例，恳请毛主席和周总理给予指导。”
矛头直指毛主席与周总理，竟以极不敬之语将深受全国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贬称为“老和尚”，其言行实乃惊世之举！
储安平
投 降
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内容犹如在全国范围内投下了一颗原子弹，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自此，一场针对储安平“党天下”论调的批判与反驳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6月8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坚决反击右派分子嚣张气焰的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如此何以解释？》，此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击右派运动的浪潮。
在当前局势下，储安平自然成为了众口一词的攻击对象，首当其冲，备受口诛笔伐。
储安平洞察时局，深知自己难以维系原有地位，遂于6月8日午后，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递交了辞呈。
储安平虽已辞职，然而对他的批评之声并未减弱，反而愈发激烈。
6月10日，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组织了一场批判性质的会议。
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组组织了一场座谈会，旨在进行批判性讨论。
6月14日，光明日报社的工厂与行政部门员工齐聚一堂，共同召开会议，对相关事项进行声讨。
6月14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在京组织召开了委员及北京市分社委员的座谈会，以进行深入的批判讨论。
6月21日，九三学社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会议作出决议，对《光明日报》遭受章伯钧与储安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并发布声明，撤销储安平担任九三学社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储安平孤立无援，四面受敌，孤身一人。在7月13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他发表了《向人民投降》的讲话，该文随后于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登载。
储安平在《向人民投降》发言：
“我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在全国人民的批判声中，我深刻反省，现已真心悔过，诚恳地向全国人民表达我的歉意。”
“我诚挚地向全国人民坦陈我的过失，恳请宽恕，并愿意向人民低头认错。”
即便储安平已作出上述表态，他的抗争却并未停歇，直至反右派运动取得最终胜利。因此，储安平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十大右派名录。
1958年1月13日，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作出决议，剥夺储安平第一届人大代表的身份。紧接着，1月18日至24日，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致同意免去储安平中央委员及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职。
闲 赋
储安平重返九三学社的怀抱，每月获得100元的生活津贴——在那个年代，这已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随后，他被下派至西山附近的一处农场，在那里，他于长城之侧牧羊两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改造，有关方面认为他的表现可圈可点，遂准许他返回家中。
此刻，储安平的妻子已与他结束了婚姻关系。储安平平日里闭门在家，沉浸在阅读与书写之中，除少数亲近的友人外，鲜与外界交往。
为了消遣，他买了几头羊来养，还把喝不完的羊奶送给章伯钧喝。他说：
“草料滋养着这些羊儿，它们所产出的是珍贵的奶汁。这些羊儿，是我悉心照料，而这奶，也是我亲手挤取的。羊奶富含营养，请接受这份心意。”
若储安平真能如章伯钧所劝诫，保持一份超脱，卸下思想的重负，选择隐居，那么他的生活自能悠然自得，过得安宁宁静。
储安平和孩子
失 踪
遗憾的是，美梦难长久，“文化大革命”甫一展开，储安平便成为众矢之的，沦为批斗的重点对象。他被迫日复一日地清理街巷，同时还要忍受红卫兵的拳打脚踢与羞辱。
那是一个1966年秋日的傍晚，储安平在清扫完街道后疲惫不堪地踏进家门，却未曾料到，红卫兵再度上门，将他揪去接受批斗。在绝望中，他从后院翻越院墙，逃至数十里外的西郊，最终在一条河流边，选择了以跳河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他并未命丧黄泉，在被他人救起后，便被押送回九三学社，随即交由机关中的造反派进行看管。
自九三学社释放储安平归家以来，单位内部无人再提及他的名字，亦无他人前往探望。直至十月某日，储安平的女儿返家探望，却发现家中物品摆放凌乱不堪。仅在房间的正中央，孤零零地摆放着一个捆绑严实的行李卷——那正是储安平自九三学社机关携带归来的，然而归家之后，他却未曾将其解开。
储安平究竟去了何方？他的女儿走访了亲戚朋友的家，却一无所获。她开始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向九三学社求助，并向军方代表进行了汇报。
纵然按照那时的说法，储安平已被视为“死狗”，然而他毕竟曾是中央高层的一员，军代表自不敢有所懈怠，遂向中央文革小组及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
周总理亲自下令，要求公安部门组建一支专项调查小组，务必查明储安平的具体行踪。
受命于我国各地展开艰辛搜查的调查团队历时两年不懈努力，对储安平可能涉足的每一角落进行了细致排查，尽管终究未能寻获其生前的踪迹或遗骸，无奈之下，此案最终只能被列为悬案，遂成往事，自此再无音信。
储安平的失踪，如同谜团般扑朔迷离，无人能确切知晓他究竟是已经离世，还是隐匿于某个角落，悄然生息。
然而，众多观点普遍认为，我国的户籍制度相当严密，国人的警觉性素来极高。一个既无户籍又无粮食保障的“黑人”，尤其是年事已高、力不从心的花甲老人，即便藏身于某个角落，生存也将异常艰难。
有一个在1985年为编书而辗转寻找过储安平的人，在1998年出版的书中写道：
“不久前，一次友人聚会上，我听说，有一位老者在江苏某山某寺中，见一方丈，形貌酷似储安平，他即上前拜见，并探问：“您是储安平先生，还是储先生本人？”对方微笑着轻轻摇头，不愿透露身份。
这位作者说：
“或许，他并未真正离世，或许正如那位长者所言，他已隐于尘世之外，剃度为僧，入了空门。”
然而，该作者亦未能断然确信，遂仅投以“是否应持续寻觅储安平”的疑问。
反 思
这位住持是否真是储安平？尚存疑虑，或许是的，或许非也，无人能确切知晓，至今仍笼罩在谜团之中。
又何须纠结于是对非？若非，储安平便永远地神秘消失了；若为，他亦不再是昔日的储安平。关键在于，铭记中国历史上一度发生的极左反右浪潮，以及那位被称为大右派的储安平。
铭记这一教诲，乃是为了确保此类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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